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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邓相超事件

34 阅 - - 社会 - 来源:莫之许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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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邓相超,不过是又一个某大炮,又一个不许吃饭砸锅的牺牲品,跟文革没有半毛钱关系。

严格而论,放在微博的舆论生态中,邓相超式的言论并不算出格,不过是此前20年大陆改革派的老生常谈,同时也是所谓微博公知话语的主流,大致包含以下内容:认同市场经济、全球化、法治社会,承认个人权利和普世价值,以及倡导政治体制改革。总结而言,则主要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倡导政治体制改革,一是要求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权利诉求。

对于这样的话语,体制曾经加以容忍,毕竟,对于专政体制来说,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来解决长期困扰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在《南方周末》等市场化媒体上,此类话语长期存在,也一度在新兴的微博平台上广为流传。实际上,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和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维护现行体制的目的,试图让体制通过回应新的诉求而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但是,近年来,针对此类话语的打压不仅公开化了,而且越来越严厉,2013年4月传出的所谓“七不讲”,即将目标明确指向了此类话语,随后于2013年7月展开了与之配套的“清网行动”。对自由派话语从相对容忍到彻底打压,反映出了体制的某种变化,在笔者看来,这又分为内外两个部分:

对自由派话语的打压,首先是对新兴社会力量兴起的反映。对于体制而言,既要市场化推动经济发展,从而延续专政体制,但同时又要对市场化改革的特定后果加以防范。市场化改革内在地需要人身、资源、信息的自由流动,这导致了专政体制失去了对民众直接的人身和经济控制,制造了庞大的市场化群体及其勃兴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诉求,而所有这些的存在和发展,都对既有的专政制度及其表现—-全面的权利压制和系统的利益攫取—-构成了挑战,从而,如何应对市场化后果也就是新兴社会群体及其诉求,成为了体制最为核心的任务。

在这一核心任务中,自由派话语越来越被看作是体制的异己力量,看作是新兴社会阶层对现行体制挑战的一部分,从而必须加以压制。

无论是从人数、资源、还是话语说服力来看,目前的新兴社会力量都有着相当的底蕴和基础,在微博上,一度形成了自由派话语的压倒性优势,就是证明。如此力量对比之下,体制如果决意压制和控制新兴社会力量,就必须对体制本身加以动员,而如前所说,为了引入市场化,体制曾经一度对改革话语或自由派话语相对容忍,这使得在体制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话语分歧,不仅一些具有体制身份的公知大v本身就是自由派话语的表达传播者,持有自由派话语和立场的体制内人士也在所多有,也因此,要统一和动员体制本身,也就意味着要将自由派的表达从体制阵营中驱除出去。

因此,对自由派话语的打压,也意味着体制内部统一和动员的必要。从炮轰某大炮到围攻邓相超,让人感到有趣的地方在于:针对任大炮的炮轰,并不同于薛蛮子、慕容雪村、李承鹏等体制外网络大v,而是集中在了其“共产党员”或体制内的身份之上,这当然是此前“吃饭砸锅”论的翻版,但这表明,体制不仅决意压制和控制新兴社会力量,而且把统一体制内部的意志和行动,作为了根本关键。

在官方大力宣传的四个全面中,有所谓的“全面从严治党”,在很多人眼里,这大概只是与反腐败相联系的一项党建内容或纪律措施,如18大后体制推行的反腐措施,但从各种迹象分析,四个全面是被作为“治国理政总体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提出的,其含义要远远超出党建这一范围,而是有着远为丰富的政治含义,也就是上面说的统一和动员体制内部群体的含义,或者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当下的意图在于,通过对体制内部的统一和动员,实现对社会的全面压制和控制,也就是从所谓的“全面从严治党”到“全面依法治国。”

体制将如何应对市场化带来的新兴社会力量,对于这一问题,曾经有过许多的猜测或者自以为是的解答,如“韧性威权论”,都认为专政体制不会一成不变,而是会尝试在应对、吸纳新兴社会力量的同时,软化或者韧性化自身的刚性压制,不过,这些看法在最近几年越来越不再令人信服,即使曾经长期看好中国前景的某些人如沈大伟,也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其原因就在于,体制已经很清晰地表明,将会全面压制和控制新兴社会力量,而统一和动员体制群体,则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手段。

如果仅仅从清缴自由化言论,占领网络舆论的角度来看,邓相超的此次遭遇,并不具有任何重要性,毕竟,自由派话语的被彻底打压,是一个可以被清晰预判的过程。但是,邓相超的被围攻,既是体制对于网络自由话语清剿的最后阶段,同时也是统一和动员体制群体的开始阶段,展望未来,邓相超被围攻的背后,没有什么路线斗争,也不是什么文革重来,而是体制被统一和动员之下,对民间社会的更深入压制和控制,预示着一个更加寒冷的冻结时代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