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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让陈小鲁师从康生学习郭沫若(图)

已读 246 次 - - 历史 - 来源:惠风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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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爱好古玩字画,与郭沫若经常谈论。陈毅有次与他二人吃饭,陈小鲁也在旁边。听到康生讲解古玩字画,感觉此人学识渊博。陈毅指着陈小鲁说:“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学识渊博,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又对康生说:“我这个儿子比较迟钝,拜你为师如何?”康生满口答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陈毅

父亲和他的同辈人

父亲曾讲过,在他小的时候,爷爷曾让父亲兄弟几人谈谈长大以后的志向。叔叔伯伯们有的要当县令,有的要做府尹。爷爷听了很高兴,让奶奶给他们一人煎一个荷包蛋。轮到父亲,他回答说:“我不想当官。”爷爷一听,脸沉了下来,说父亲没有出息。父亲却引了孔子的一句话作为回答: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以平天下。爷爷拍案叫好,让奶奶煎两个荷包蛋以资奖励。父亲投身革命后,身经百战,历经坎坷,最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很为自己的奋斗生涯而自豪。但他有自知之明,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度。他曾说过:“毛主席、周总理高瞻远瞩,掌握全局,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比起他们,我差得远。我有过动摇,当然只是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也犯过错误。但是,在总的方面,我是能够贯彻党的路线,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他爽朗易处,谦虚自抑。因此,在同辈人中人缘很好。

父亲很好客,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周总理、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和几位老帅都来家里做过客。地方的同志来北京开会,父亲也照例要做东,请他们来家吃饭。不过开支太大了,母亲就要同父亲算算帐。一次超支太多,父亲一看帐单大吃一惊,赶快向母亲保证:一少请客,二少吃请,少欠帐,三多写稿子赚钱填窟窿。

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我去探望邓妈妈,正好周总理从外面回来,看见我们,就说:“刚才还同主席谈到陈总在国外的访问呢!主席关心陈总的身体,我报告说陈总身体好,胃口好。主席却说:‘不见得吧?陈总胃口好就糟了,张茜同志听了一定不高兴。这是机密,可别告诉张茜哟!’”我们听了,都笑起来。这些家庭琐事,主席、总理居然都知道啦!是呀,胃日好又怕发胖,是父亲最头痛的事。在饭桌上,母亲总是管着父亲:这个不能吃,那个要少吃。管得多了,父亲就会抱怨说:“不要干涉内政嘛!”家里“干涉内政”的趣事不少,父亲血压高,医生要求他戒烟,家里不买烟,掐断供应。父亲也表示要戒烟,可是参加外事活动,一看茶几上摆着烟,忍不住又拍起来,结果上了新闻纪录片,少不得听母亲的数落。一次母亲发现父亲口袋里有一盒烟,一问原来是接见外宾时顺手牵羊拿的招待烟。母亲生气,对父亲说:“抽抽招待烟也就罢了,还要拿,堂堂的副总理、外交部长好意思占公家的便宜。”没办法家里只好再买烟,限量供应。不过父亲烟瘾不算大,过了一段时间真的戒了,全家人皆大欢喜。还有一次廖承志拿了个榴莲果到家里来,父亲叫母亲和我一起吃。我和母亲闻不惯那股味道,都不吃,只陪他们坐着。廖公劝我们说:“这是最好吃的东西,华侨吃了都不想回家了,留连忘返么。”父亲说:“不要管他们,他们不吃,我们可以多吃。”他们食指大动,不一会儿一个大榴莲就吃光了。俩人意犹未尽,竟用手指把滴在桌子上的榴莲汁蘸着往嘴里抹。母亲一下子跳起来冲他们喊:“看看他们这个样子!就像小孩子一样,脏死了,儿子就在跟前,还真好意思吮手指头。”他们俩人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加快速度蘸呀,抹呀,一会儿功夫桌子给“打扫”得干干净净。

父亲对刘少奇伯伯是十分称赞的。记得一九五八年毛主席退居二线,刘少奇伯伯担任了国家主席时,父亲问我们有什么想法。大哥回答:“感到有点儿突然。”父亲说:“这有什么突然呢?少奇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党的领袖,‘七大’以来就是党的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多年了。毛主席还是党的主席嘛,他集中力量做理论工作,对党和人民是有好处的。”后来父亲还说过:“少奇同志党性很强,在他那个位置上,能主动做自我批评很不容易。”

对林彪,父亲似乎是有过微辞的。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的一天,父亲和母亲叫我去看毛主席给林彪的信。毛主席手书了曹操的《龟虽寿》诗,勉励林彪养好身体。那时,全国都在学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他正如日中天,炙手可热。林彪把主席的手书翻拍成和原件一样大的照片,分送政治局诸成员。看完了毛主席的手迹,父亲却对母亲漏了一句话:“只有他(指林彪)可以这样做,别人要是这样就是吹嘘自己。”显然,他对当时不正常的党内生活是有看法的。

最令我感慨难忘的是父亲和康生的关系。解放后,康生一直“不得志”,经常住院,据说神经也不太正常。父亲素来为人宽厚,认为他是个相识多年的老同志,虽然有错误,但不应过于冷落他。在他“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时候,父亲常去看望他。那时康生对父亲真是感激涕零。一次,他请父亲和郭沫若吃饭。康生把多年收藏的砚台统统端出来,满满摆了一客厅。他还详细地讲解什么是鱼眼,什么是水纹等,确实是博学之士。吃饭时,父亲、郭老和康生更是高谈阔论。我只记得他们先谈昭君出塞,好像是鼓动郭老写“翻案文章”。后来又谈诗词,我记下了最有趣的几首: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宋,卢梅坡《雪梅》)春梦暗随三日景,晓寒瘦减一分花。(明,汤显祖《牡丹亭》)偷来梨花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清,曹雪芹《红楼梦》)那天父亲的兴致很高,他指着郭老和康生对我说:“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学识渊博,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又对康生说:“我这个儿子比较迟钝,拜你为师如何?”康生满口答应。

可是,曾几何时,正是这个原先对父亲推崇备至的康生,却欲置父亲于死地。八届十二中全会时,他恶毒诬蔑说一九五九年父亲要搞政变,并带头对父亲大肆围攻。父亲忍无可忍,最后上书毛主席,驳斥了康生的无耻谰言,激愤地表示:你们何必这样大动干戈呢!不就是想打倒我陈毅嘛……信递上去,围攻暂时停止了,但后来又背上“二月逆流黑干将”和“老右”的罪名,郁郁终生。“朝真暮伪何人辨”,父亲以生命为代价向我揭示了做人的真谛。像父亲那样竭诚待人,有时也许会吃亏,但终将被世人所称颂。而恩将仇报者,落井下石的奸佞小人虽能讨得一时便宜,却最终为人民所不齿。

在动乱中

对个人权位,父亲一向是看得淡的。文化革命之前二三年,父亲曾萌发过退休的念头。有一次从非洲访问回来,父亲感叹地对我说:“那些国家的外长比你大不了几岁!我这个老头子同他们打交道真有点吃不消。你可要珍惜大好时光呀!”后来我又亲耳听他对母亲说:“我真想退休!想趁有生之年办三件事:一是编诗集,二是出文集,三是写回忆录。”母亲劝他:“现在就退下来算了。”父亲摇摇头答道:“我向总理提过,总理说现在不行,等二三年以后再说。”然而,他等来的却是文化大革命,他的梦想被无情地粉碎了。

文革开始时,父亲就有一种危机感。最初,他并不反对搞文化大革命,主观上一直是想跟上毛主席的。一九六六年六月上旬的一天,他对我说:“这一次文化革命来势很猛,你应该积极地参加。但一定要按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年轻人头脑容易发热,容易犯错误,上坏人的当。一切都要靠你自己。我管不了你,也不能为你的行动负责。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别人找你,你就说不知道。总之,我们不要互相影响,互相牵连。”我知道父亲第一次不再把我看成是一个孩子了。从那时起,我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就有了思想准备。不久,我搬到学校去住,只是在周末回家看看。我和父亲似乎有了一种默契,在家极少讨论运动的情况,我对文革的想法和在文革中的遭遇也从来没有告诉过父亲。反正父子见了面,就知道彼此还好,没出大事。至于今后如何,也不去多想,“朝不虑夕”嘛!

一九六七年一月第一个周末,我刚回到家里,母亲就对我说:“你不要在外面到处乱跑,现在情况复杂得很!”我说:“我在下厂劳动,没有乱跑呀!”父亲突然发火了,但并不是冲着我:“你看到满街打倒陶铸的大字报了?!陶铸是新选出来的中央常委,党的第四号人物,昨天还在一起开会,今天就被打倒了。我是政治局委员,却一无所知。这是建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有一小撮坏人在捣乱,他们要搞垮我们的党。”看着父亲激愤的表情,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过了一个月,情况似乎好了一点,父亲的心境稍稍开朗一点。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父亲的脸上又显露出近一年来少见的笑容。他对母亲说:“谭老板(谭震林叔叔)硬是有办法,他居然写信给主席骂了那个夫人,主席就批准他不用做检讨了。”我听了也很高兴,似乎局势要好转了。可是,我们都太天真了。又过了三周,街上出现了“打倒二月逆流”的大字报,父亲的名字倒过来贴在街上,还打上了红叉。当周末我又回家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父亲黯然地对我说:“这次我犯了大错误,能不能过关就看毛主席的态度了。我不是三反分子,我要认真地检讨错误,我希望能改正错误,但事情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今后你要靠自己了,要准备有一天人家不让你进中南海,不让你进这个家。如果真是那样,不要管我们,不要为我们担心,自己去闯。”母亲含着泪塞给我一个存折。我手里拿着存折,心里知道情况已经岌岌可危了。

但是,父亲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仍然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如焚。一九六七年初夏的一天,父亲晚饭吃得很少,一直愁眉不展。母亲关切地问:“不舒服了吗?”父亲缓缓地摇摇头,心情沉重地说:“外交部没有人管,这样下去要出大乱子的。”母亲说:“那你应该向主席报告呀!”父亲脸上浮出苦笑:“找主席?!现在恐怕不好见了。”母亲说:“那么找康生,他是分管外交的。”父亲的眼里闪过一丝鄙夷的目光说:“找他?!就是他们在那里煽动,找他有什么用处。看来只好找总理,可是他的压力也大……”我在一旁久久地端详着父亲。这还是那个豪爽乐观、笑声朗朗的父亲吗?文化大革命才一年,他的两鬓全白了,步履蹒跚,脸上经常带着倦容和怒意。我突然辛酸地感到,父亲显着地衰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