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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访问过中国的罗斯福夫人与中美关系(图)

36 阅 - - 历史 - 来源:嘉崎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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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艾莉诺·罗斯福作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而为世人所知。在外交方面,她发挥着突破性的作用。她曾多次代表行动不便的丈夫,单独出访国外,甚至亲临战场,这种行为受到此后历任第一夫人的效仿,使得总统夫人成为“不在编的外交官”。对于中美关系,她虽然没有出访过中国,也没有参与过对华问题的重大决策,但是她却发挥着独特作用,比在此之前的所有第一夫人都要大。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

安娜·艾莉诺·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作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而为世人所知,不论在生活上还是政治上,她都是丈夫的得力助手。然而,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艾莉诺并不是仅仅作为总统权力的衍生品在发挥作用,很多时候她本身的意见和行为会反过来影响到美国的权力运作。

在美国国内艾莉诺有不小的影响力。她亲自担任政府职务[1],定期举行自己的新闻发布,亲自主持白宫政治会议,至于她发表大量演讲、有自己的日报专栏等面向社会举动更是不必赘述,最重要的是,她是第一任这样做的第一夫人。甚至有学者认为,没有艾莉诺的帮助,罗斯福难以在第三次竞选中获得非常规性的胜利[2]。在外交方面,艾莉诺同样发挥着突破性的作用。在她之前的美国第一夫人绝大多数都没有出现在外交舞台上,即使是极少数活跃者也仅仅曾经陪同丈夫出访过国外。艾莉诺则不然,她多次代表行动不便的丈夫,单独出访国外,甚至亲临战场,这种行为受到此后历任第一夫人的效仿,使得总统夫人成为“不在编的外交官”。艾莉诺还在新成立的联合国担任了若干重要职位[3],并且一手缔造了《世界人权宣言》。

诚然,安娜·艾莉诺·罗斯福没有出访过中国,也没有参与过对华问题的重大决策,但是她在中美外交上发挥的独特作用,比在此之前的所有第一夫人都要大。就中国国内的反应来说,自1933年罗斯福就任总统以来,《申报》上便经常出现对罗斯福夫人的报道,从八卦趣闻到政治活动,无不津津乐道。本文将以《申报》上对于罗斯福夫人的报道为主要材料,来分析她在中美外交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中反映出的中美两国的外交心态。

一、艾莉诺的对华外交举措

安娜·艾莉诺·罗斯福为人所熟悉的主要外交建树,是她在维护反法西斯同盟上做出的努力以及制定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工作。与之相比,她在对华问题上的外交参与度则比较低,既没有出访过中国,也没有直接影响过美国对华政策。更多的时候,她是扮演一个桥梁和缓冲带的角色,这也是美国第一夫人外交的主要功能。

首先,总统夫人这个特殊的角色可以让艾莉诺微妙地游移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传达中美之间一些暧昧不明的外交信息,来促进中美之间的沟通。比如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她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美国一时不致有陷入中日或任何其他战争漩涡之危险”,但又强调是“以个人资格而非以总统夫人资格发此言论”。这条消息被《申报》援引[4],刊登在“美驻英大使回国,引起各方揣测……别无奉告……当与远东事变有关”旁边。在中国方面密切观望美国动向的时候,官方的“无可奉告”与总统夫人的口径是有差异的,而艾莉诺通过“个人资格”传达的讯息,则被美国1937年后的对华政策所印证。

1939年二战爆发前夕,艾莉诺出现在中国报纸上的口风则出现了变化,她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反对孤立主义的言辞恳切的演讲,声称“他日发生战事时,美国究应作何举动、开战与否,非吾人所得而决定,但必竭力设法,与他国协谋对付,以底于解决”[5]。二战终于爆发之后,她又组织将宋美龄输往美国的募捐首饰公开售卖,还亲自在美国组织了募捐,参与者都颇有名气,其所得“除提成酬报该商店外,余数悉以汇往中国”[6]。这种对反法西斯国家示好的信号,尤其是对中国的支持和同情,通过第一夫人的举动明确地传达了出来,并且被中国媒体所捕捉。与此同时,日本外相和美国大使还在就扬子江与珠江通航等问题相互扯皮试探,《申报》评论“至于中国局势问题或修正商的事宜究竟孰先提出,现时尚未决,大抵将视情形及环境而定之。目下美国之真正意向,尚未有何具体之表露。”

艾莉诺曾许多次像这样对华“传声”,皆声明或默认为“个人行为”。《申报》上常常会刊登她的这些言行,或作为美国当局外交声音的补充,或在美国官方态度暧昧不明的时候成为揣测的依据。根据后来的时局判断,不论是要疏离中国还是援助蒋介石政府,艾莉诺的态度总是被印证和美国当局保持一致,这使得她的声音不能仅仅作为个人观点来解读,而应该被视作一道与美国当局保持着默契却没有被正式承认的外交渠道。

在罗斯福总统身故之后,艾莉诺这条“桥梁”的作用并没有就此终止,相反的,1945年之后《申报》还在继续引用她的言论。比如“罗斯福夫人指责宋庆龄谈话扰乱人心”中就明确地表达“谁也不能使吾人违反其本意与苏联作战”[8],同时向中国和苏联明确立场,诸如此类的言论常见于报端。这进一步证明艾莉诺有着自己参与政治与外交的渠道,并且具有独立的影响力,而不是仅仅作为丈夫的附庸。

在传递信息之外,罗斯福夫人与中国也有更直接的对话,即通过宋美龄进行的接触。在中美关系史上,宋美龄访美一事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大部分的目光自然都投向她与男性政客们的交往。但事实上,艾莉诺才是宋美龄名义上能够直接会见的对象,她们之间也会就两国政治、文化等问题进行交流。

艾莉诺与宋美龄在政治上处于同一级别,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反映了出来。1937年,大洋两岸第一次铺设了电话线,中美官方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电话会谈,《申报》就此盛事连续报道了一周,其中有一份详尽的对话名单和对话内容。从中可以看出通话双方基本是同一级别的,如代院长与美国国务卿霍尔、俞部长与美国交通委员会主席博雷尔等,而罗斯福夫人通话的对象就是宋美龄[9]。虽然此时国际认可的二战还没有爆发,但宋美龄已在电话中直言,“第二次大战是不能避免的,我说这话,当然是有所感而说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受着战争的威胁已经好几年了……倘然局势能继续改善,也许远东的和平就可保持着,或者国际间信守约章的时代到底还没有过去吧!”[10]与两位第一夫人对话的锋芒毕露相比,其他政府官员之间的“贺词”与“祝愿”就显得温和了许多。

不过,中美之间的“第一夫人外交”基本还是非常柔和的。1941年艾莉诺曾“寄赠蒋宋龄中国式印花服一袭……并感谢其子詹姆士路过重庆时蒋夫人殷情招待之盛谊,末段致候蒋委员长夫妇”[11],不管背后的政治目的如何,这种举动本身近乎家常。1942年宋美龄访美时身体欠佳,也是艾莉诺到哥大长老会医院去探望她,还说“我很想帮她任何的忙,我要照顾她,好像她是我女儿一样”[12]。既然宋美龄自称“美利坚的女儿”,那么此时艾莉诺称呼她为女儿,也就不那么突兀,两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被温情的女性体验所掩盖了。

笔者认为,如果说男性之间的纽带构成了外交和政治活动的主要线索,那么“编制外”的女性的角色则是对主线索的重要补充,她们用暧昧不明而非官方形式来传达讯息、进行交往,以一个“名人”而不是“外交官”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二、艾莉诺在中国报刊上的形象分析

艾莉诺是《申报》所青睐的报道对象,几乎每隔一个月她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报端,从八卦趣闻到政治活动无不受到中国方面的关注,可谓民国时期的“媒体明星”。艾莉诺在报纸上被塑造的形象是非常复杂的,报道上对她的情感和评价也莫衷一是。

首先,罗斯福夫人是作为一个“美国名人”出现在报端的,这一形象始终存在,并且为大众所津津乐道。《申报》不仅谈论她的少女时代的生活经历、她和好莱坞巨星之间的友谊、她喜欢看的电影,还谈论艾莉诺家人的八卦,包括1934年的恐吓信事件、1937年儿子出的车祸、1939年侄女的坠机事件,等等。这些信息无关政治,甚至和艾莉诺本人的特质也没什么关系,人们谈论此事纯粹是出于对明星的关心,但这种作为名人的“话题度”也构成了艾莉诺影响力的一环。

其次,当媒体需要给艾莉诺的角色下定义时,其复杂性就会体现出来。《交替声中的白宫两主妇素描》[13],这是自1933年3月4日白宫易主以来,《申报》上第一次出现对罗斯福夫人的报道。作者称其为“美国人所公认的贤德夫人”。重点赞美了这位“贤内助”打破了“白宫历来主妇的奢华习惯”,把白宫打理得井井有条。可见一开始,艾莉诺与此前白宫女主人的不同还没有被意识到,人们依然把她描绘成一个崇尚平民生活方式的主妇,一个凭借丈夫的发挥其影响力的女性。

不过,一年之后《申报》就第一次承认艾莉诺与此前的美国总统夫人有所不同“从前历任总统夫人多深居白宫,主持家务,惟罗夫人则不然”[14]“她是罗斯福的贤内助,而不总统一天所不可缺少的……公务忙迫”[15]。

此后,《申报》便开始陆续报道艾莉诺的政治活动,除了本文第一节提到的涉华问题的报道之外,还有大量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的报道,譬如她设宴款待日本驻美大使斋藤氏夫妇、出访西印度群岛、举办国内社会敎育会议等等。在这些报道中没有罗斯福的身影,艾莉诺似乎是独当一面地处理内政和外交工作,扮演一个精明强干的女性角色。

妻子[16]和政治家,艾莉诺本身身份的多重性导致这两种形象是交错在一起出现在中国媒体上的。最典型的例子是罗斯福1936年、1940年两度当选美国总统后,《申报》上以较大篇幅对其夫人做的专门评论,其中《罗斯福夫人》列举其“足资述说的”“不少的佳言懿行”,只有应酬、爱好小孩子、烹饪三件事[17],而《罗斯福总统夫人》却称她做“政治人物中有数的顶儿尖儿”[18]。仿佛《申报》上的艾莉诺其人,一时是不通政务的家庭主妇,以至于陪同丈夫参加会议时还在专心打毛线衣,一时又是政治手段了得的政客,甚至被批评“写作过多,足以影导其丈夫之政见……尤足左右罗斯福总统之政策”[19]。

需要注意的是,艾莉诺的言行出现在中国主流媒体上,必然是经过了过滤和重新构建的,凭借着一个身份微妙的美国第一夫人,媒体可以用多种导向来引导国内舆论,按照其需要来选取片段塑造形象。那么,这种呈现报端的有趣的“角色分裂”背后究竟反映出中美之间怎样的外交心态呢?

三、民国时期中美外交心态侧影

陈雁老师曾在《外交与绯闻》[20]中提到了外交中的“国家性别”,认为中国在面对“美国的霸权性男性特质”时,普遍存在一种对“中国男性阳刚气质消解的忧虑”,只要一有合适的机会,那么在这种“东西方相遇中,性别、欲望、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以某种意味深长的权力关系的重组形式沿着文化、民族和种族的脉络重新配置起来”。《申报》上艾莉诺的形象则进一步提醒着读者中国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苦闷角色。但与此同时,试图在国家性别上赋予对方女性特质,以证实自己的合法性、合理性,这种手段也偶尔会被中国有意识地使用来反击美国,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不佳的时候。

1946年11月,中国的内战已经全面爆发,并且正面临着制宪国民大会的纠纷,马歇尔拒绝调停也让情况陷入了僵局。当时《申报》上发文抱怨中方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的讲话全无分量,就是以“罗斯福夫人之流,在顾维钧演讲的时候……两手翻阅纽约邮报看”[21]为佐证。一个代表国家形象的男子的发言,甚至得不到妇人之流的关注,而这位女性则当着演讲者的面做出翻阅报纸这种在当时颇具男性气质的行为,这种弱国在强国面前有损男子气概的受压抑的形象跃然纸上。

然而,罗斯福夫人也是一个潜在的抓手,让中国来回击这种把自己置于女性地位的“矮化”。前文提到的把罗斯福夫人塑造成一个不通政务、在公共场合不够得体的家庭主妇形象便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形象一般只出现在内政的场合而不是外交,强调的也是艾莉诺作为美国总统贤内助的身份,而不是与中国之间的性别关系,这其中更多的是想要把艾莉诺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避免她以女流身份对罗斯福的政策产生影响,甚至对中国问题指手画脚。中国很难做到像美国那样把女性气质强加给对方以彰显自己的强大,而仅仅能做到保存自己的阳刚之气不被消解而已。

作为个人,安娜·艾莉诺·罗斯福所处的时代,正是世界女性刚刚开始从男权世界里攫取权力、尚未获得完全认可的时期,她需要凭借丈夫的权力作为纽带,然后才能跻身于内政外交舞台发挥自己的才能,成为权力中心的一员。这种女性实现其政治抱负的途径本身,又一次证明了男性对政治权利和外交话语的垄断,只需要强调她作为女性或妻子的身份,就可以质疑她政见的合法性,甚至消解她在政治上的作为。

但作为国家层面的象征性人物,艾莉诺的外交意义是难以被女性身份所消解的。民国历史上,中国和美国的第一夫人都曾经在对方国家引起舆论关注,但显然美国对宋美龄的态度更加温和甚至轻佻,甚至以对待女儿、侄女的方式来对待她。中国对待艾莉诺则要敬重得多,虽然也有时候试图把她的身份定位限制在家庭之内、强调她的女性特质,但至少在外交活动上,她都被塑造成一个“精明果敢为男子所不及”的形象,她的只言片语都可作为美国方面态度的风向标供国内舆论揣摩。这背后更多的,也许不是艾莉诺本人的外交智慧,而是中美两个国家间的力量博弈。

参考文献:

[1] 1940-1942年,艾莉诺曾任民防局局长助理,在任期间非常关注战争中出现的难民等问题,与局长拉瓜迪亚的分歧日益严重,于是她说服罗斯福撤换了拉瓜迪亚,由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院长詹姆斯·兰蒂斯接替。不久之后,艾莉诺也因为总统夫人担任公职这一争议性的问题而辞职。

[2] 总统传记作家吉姆·法莉在《艾莉诺与富兰克林:基于艾莉诺·罗斯福私人档案还原的总统夫妇关系》中写道:“如果没有罗斯福夫人的参与,华莱士是不可能获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研究罗斯福总统的史学家詹姆斯·伯恩斯在《罗斯福:狮子与狐狸》中也认为,“(在总统竞选问题上)埃莉诺·罗斯福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3]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

[4] 《罗斯福夫人发表谈片美对中日战争一时不致牵入》,《申报》1937年8月23日,第2版。

[5] 《罗斯福夫人演说 反对孤立主义》,《申报》1939年2月18日,第7版。

[6] 《中国首饰在纽约义卖救济中国难童》,《申报》1939年10月30日,第6版。

[7] 《日外务省准备日美谈话,野村将晤格鲁商讨各项问题》,《申报》1939年10月30日,第6版。

[8] 《罗斯福夫人指责宋庆龄谈话》,《申报》1946年7月25日,第1版。

[9]  此外,与艾莉诺有私人交情的宋爱玲也得以与她通话,报道称双方“多叙私人友情”。

[10] 《中美无线电话昨晚举行开幕典礼》,《申报》1937年5月20日,第9版。

[11] 《罗斯福夫人赠衣蒋夫人》,《申报》1941年5月11日,第3版。

[12] 周冉,《宋美龄访美:优雅与冷酷的外交特使》,《文史参考》2012年第19期,第86页。

[13] 《交替声中的白宫两主妇素描》,《申报》1933年3月14日,第16版。

[14] 《罗斯福夫人漫游西印度群岛》,《申报》1933年3月9日,第7版。

[15] 《美国总统夫人的意见》,《申报》1934年3月25日,第27版。

[16] 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第二次女权运动还没有发生,中产阶级以上的白人女性常常把“妻子”作为一项职业。

[17] 《罗斯福夫人》,《申报》1936年12月5日,第18版。

[18] 《罗斯福总统夫人》,《申报》1940年11月9日,第6版。

[19] 《意报撰文抨击罗斯福夫人》,《申报》1939年3月2日,第4版。

[20] 陈雁,《外交与绯闻:1943—1944年间的中美冲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8期。

[21] 《记联合国大会代表廿余人演讲风度》,《申报》1946年11月30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