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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最对不起的人(图)

60 阅 - - 历史 - 来源:冷眼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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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许广平的师生恋被广为传唱,而在他们夫妇二人的背后,还有一个默默无闻,被剥夺了一生幸福的女人,她就是鲁迅的包办婚姻中的原配夫人:朱安。 朱安虽然是鲁迅的妻子,但却有名无实,她为鲁迅空守了41年,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也没给朱安留下有个自己孩子的希望。她是典型封建婚姻包办的牺牲品。

人们知道鲁迅妻子许广平却少有人知道朱安(图源:其他网络来源)

朱安比鲁迅大三岁,出生于绍兴城内的一户朱性商人家中。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朱安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朱安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大人让她脱了鞋袜,把脚浸在一盆暖水中。过了一会儿,她的妈妈和两个女佣人或亲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把她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接着又把她的脚跟拼命往前拉,这样就裹成了“三寸金莲”的雏形。朱安痛得尖叫起来,但随着她的哭声是母亲的训诲: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她只要看看妈妈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这是事实,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这样的女性本来是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但中年以后的朱安却曾是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她1947年去世时报上也有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很简单:旧式女性在死后留名,十居其九是因为与她们有关联的男人,而在朱安来说,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鲁迅。1899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是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1901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鲁迅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不料就在这个时候,鲁迅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鲁迅在1902年3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1909年。鲁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1903年鲁迅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1906年7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鲁迅在日本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婚礼完全是按旧的繁琐仪式进行的。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身新礼服。周家族人都知道鲁迅是新派人物,估计要发生一场争斗,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料的奇观,于是便排开阵势,互相策应,七嘴八舌地劝诫他。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觉得很异常。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子高,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脚露了出来。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本想讨新郎的欢心,没想到刚上场就败露了。这似乎预示着她以后一生的不幸。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身材不高,人显得瘦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

鲁迅这才第一次打量他的新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新人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似乎跟鲁迅的母亲谈得挺投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3岁。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就从家中出走,又去了日本。

原来,25岁的鲁迅其时正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家里接二连三地催促他归国,有时一天来两封信,说是他母亲病了。待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乡,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他家里听到一种谣言,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领着孩子在东京散步,因此急着逼他回国完婚。朱安在新房中独自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她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女人,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场婚姻中,她一开始就处于最被动的地位。从这一天起,她的命运就和周家联系到了一起,然而她名义上的丈夫的一切又似乎与她无关。鲁迅仅仅跟她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她在绍兴陪伴婆婆孤寂地度过了13个年头。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1919年11月,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给绍兴大地主朱阆仙,母亲、朱安和周建人一家需要北上,同时周作人一家也来到北京,于是鲁迅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全家搬了进去,建立了一个大家庭。这所宅院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堆放书籍杂物的仓房,中院是母亲和朱安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分住。全家虽然团聚了,然而鲁迅与朱安仍然形同路人。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见: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几个月后鲁迅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搬了进去。不久,周老太太也搬出八道湾同大儿子同住。家庭经济开支交朱安掌管。主持家务的朱安每天只有早午晚同鲁迅有三句日常的、每天一样的对话,此外,他们就很少有能够一起叙谈的可能了。她爱丈夫,忠诚于丈夫,一切寄托于丈夫身上,但是她不懂得他的心,不懂得他的事业。他们甚至将一只箱子和箱盖分两处摆放,一处放洗好的衣服,一处放要洗的脏衣服,为的是将接触减到最少。虽然她的内心十分痛苦,但她对鲁迅,对许广平毫无怨恨之意,她对别人提起大先生,总是反复说,大先生对她不错。

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但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意。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早就盼望有一个小孩在跟前“走来走去”。朱安不无悲凉地说,大先生一天连句话都不和她说,她又怎么会有自己的孩子呢?后来听说许广平有了身孕,朱安绝望了,她认为即使大先生不喜欢她,她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总会爬上去。可是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她只好侍奉娘娘(周老太太),给娘娘养老送终了。但她毕竟是个善良单纯的女性,不久,她就释然,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等她百年后,她的儿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的。

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就拒绝了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由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即使这样,也常常难以保证。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后,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她宁愿受苦,也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一次,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条件是只要交给他鲁迅的遗作。她当场表示“逊谢不收”,同时也拒绝提供鲁迅先生的任何遗作。

正是由于朱安的悉心照料,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才得以完整保存。朱安将许广平看做姐妹,视周海婴如己出。周海婴在书中不无深情地回忆道,鲁迅先生逝世的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她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她“当扫住相迓,决不能使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将他们母子两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 

对于周海婴,朱安表现出慈母般的关爱,当海婴十五六岁时,她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他们母子俩。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