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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事件余波未平,罗一笑事件又在社交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短短几小时间,公众就经历了由同情转发到揭露真相再到悲愤宣泄的全过程。这把社交网络上的媒介参与问题抛给了我们,为什么社交网络上的事件能调动公众如此强烈的情绪?在文化研究学者刘昕亭看来,这种虚拟参与感背后所透露的满足感,是一种通过别人而获得的自我满足。这样的媒介参与有可能使得人们回避现实中真切的社会矛盾,转而通过一道屏幕的点赞转发,实现自己的“虚拟”爱心。事实上,社交网络上为罗一笑慷慨解囊的打赏者,与地铁里对农民工避之唯恐不及的“城里人”,可能是同一个人。

罗一笑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社交网络都要“引诱”群众们集体出演慈善家、名侦探、被骗者、分析师的虚拟狂欢剧。例如眼下还在持续发酵的罗一笑事件。

30日清晨,一篇题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跟往常孩子罹患绝症,父亲面对高昂治疗费用恳请大众援手的众筹等方式不同,作家父亲罗尔以别致的“卖文救女”,引领了网络求助的最新路数。在“每转发一次此文有机构就会捐出一元钱”的创意慈善号召下,到九点钟,整个朋友圈已经被这个不幸女孩的纯真笑容占领了。

当清晨贡献完爱心与悲悯的上班族们,拎着煎饼果子小龙包踏进办公室的时候,反转的时刻到来了。先是主治医生的朋友揭露真实治疗花费,然后是知情人爆料罗尔本人竟然拥有数套房产,接下去此次刷屏的操盘手“小铜人”营销公司浮出水面……群众们咽下一口温吞的甜豆浆或咸豆浆,加入到全民侦探分析案情、谴责资本“带血营销”的新一轮转发。接下去当事人现身澄清,政府相关部门介入,医院公布治疗费用信息……短短几个小时,在全民动员经历了悲情转发、众志成城、揭露真相一连串戏码之后,吃瓜群众们终于可以消停地吃个晚饭了。这一天,网民们先后出演了热心捐助人士、正义的揭露真相者、逻辑严密的追凶侦探,深刻反思的社会评论家,多重角色、多重身份,大戏连连、高潮迭起,却不知道导演究竟是谁。

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位父亲救女的真情,也不想揣测转发众人的善心,只是突然对互联网产生了一点厌倦与疲惫。当然,这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敌视态度,来自双十一的剁手痛悔、来自支付鸨的堕落风尘,还有每隔一段时间,就被类似“反转剧情”搞到“不明真相”的精疲力竭。

没有互联的互联网

时光倒流20年,在中国加速“走向未来”的畅想中,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地球村曾经激发的动人想象,是每个人平等、自由地“接入”资讯的浩渺烟波中,对比今天的互联网现实,却让人有些尴尬。

在此次事件中,一则网友的实名留言,让我颇感兴趣:“只需要手指一点一个转发,很可能对他就是一个帮助,即使是假消息对我来说也没有损失”。倏忽间,倚重微博、微信等各类新媒体社交软件,身边一下子涌现出无数关心欧洲难民、关爱清洁工人、同情留守儿童的热心人士。他们顶着各种风格的头像、起着各种风情的网名,在现实中从事着各种工作,应付着难缠同事讨厌上司和各种职场麻烦;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此刻,他以真诚地转发、点赞,为罹患白血病的罗一笑送上祝福。

哲学家齐泽克在21世纪的开头,就曾警告互联网正在公共领域引发的一种“伪参与”的幻象。针对那些对于新媒体民主潜质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以及他们喜欢使用的“互动性”概念,根据这一概念,受众的互动性参与将激发媒体与政治民主的潜能。齐泽克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种“互消性(interpassivity)”:正是通过一道屏幕,当他人为我牺牲,我就通过他人牺牲了;当他人为我行动,我就通过他人行动了,这种牺牲与行动的满足感,阻碍了真正具有效力的行动主体的出现。换言之,当我们在选秀节目上看到偶像的成功时,我们认为自己也获得了成功,并对此感到满意;当我们在荧幕上目睹了特朗普的胜利时,我们认为自己也参与并分享了这一胜利。齐泽克并不否认类似“围观就是参与”的逻辑,但是他警惕这种虚拟参与感背后所透露的满足感,那是一种通过别人而获得的自我满足。

听上去有点绕。好在不会讲段子的学者不是好老师。

齐泽克举例数码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懒惰”,当录下成百部电影后,我们较没有录影机之前,事实上少看了许多电影(他坦承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我实际上并没有看电影,但是我心爱的电影被存在我的录像柜里这个想法本身,就给了我一种深切的满足感,并且偶尔还能使我放松身心,悠闲地享受生活,仿佛录影机以某种方式在代替我看电影”。从日常生活的小片段跃进到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格局,作为一位来自欧洲边陲、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齐泽克在貌似进步的西方主流文化逻辑里,看到了彻底的“虚伪”:“在政治领域,突出的例子是多元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通过波斯尼亚而成为多民族主义者,通过钦佩美洲原住民的智慧而摆脱了笛卡尔的范式……就像在过去几十年中,他们通过钦佩古巴革命而当上了革命者,由于将南斯拉夫的自我管理社会主义神话作为不同凡响之事和真正的民主突破而大加支持,借此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但是在所有的这些例子中,这些美国和欧洲教授们,“他们都始终继续着他们四平八稳的中产阶级学术生涯,通过他者来履行他们的进步责任”。

根据拉康派精神分析的理论,面对超我这一社会律令的压力,主体有一种逃避的方式,就是把我们的痛苦与快乐移置到另一个(another)身上,让另一个人代替我们去享乐(who enjoys for us)。齐泽克列举了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大量例子来说明这一移置:在葬礼上被雇佣来专门哭泣的女人,情景喜剧里的罐装笑声(canned laughter,即画外配音笑声),还有食品包装上,模仿顾客反映的“好味道!” ……这种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其实都在践行着帮我们享乐的参与幻觉。

善心不应该被质疑,吊诡的是,与互联网上人人转发献爱心的慷慨形成对照的,却是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的丛林化与冷漠冰冷。姑且不谈对于底层农民工的尊敬,只要环顾日日刷朋友圈的白领们所置身的丛林战场,复杂的职场博弈,不得不整天面对的恼人同事……对照人人转发献爱心的朋友圈盛况,现实生活中的点滴善意与热心,似乎都被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们抽空榨干了。齐泽克就此忧心社会可能堕入一种糟糕的状态,那就是回避现实中真切的社会矛盾,转而通过一道屏幕的点赞转发,实现自己的“虚拟”爱心。正如录影机的存储功能替代我看电影的快乐转换,这一媒介参与将会生产一种虚拟的满足感与成就感——为罗一笑慷慨解囊的打赏者,与地铁里对农民工避之唯恐不及的“城里人”,可能是同一个人。

没有朋友的朋友圈

正基于此,心理学家怀疑“朋友圈”正在让我们变得没朋友。从法国电信的员工自杀案到中国富士康的12连跳,贝拉迪认为,不是今天这一代年青人变得尤其脆弱不安,而是社交网络与虚拟现实真正吞噬了个人归属认同,粉碎了个人与他人建立情感连带和社会互动的可能。

阶层管理、遵从指令、屈服羞辱与心理暴力,是友好的虚拟朋友圈外,惨烈的职场现实,与此相应的是,职员之间真切的社会连带感已经被破坏,每一个员工都是孤单面对被“能力低下”勒索、被“没做好”羞辱、被裁员的威胁;彼此都认为,无法互相帮助,无法建立情感连带,接下来的职场情绪就是罪恶感、焦虑与互相怨怼。孤独、脆弱的个人幽灵飘荡在互联网上空,然后惊现为现实社会中,世界各地不断攀升的年青人自杀率。

让我们像哲学家齐泽克那样,大胆发问(在齐泽克看来,一个切中关键的问题远比结论重要的多)。如果今日无所不在的媒介互动,只是在塑造一种我转发我参与的行动假象,那么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更进一步的,如果朋友圈真的就是划出“一个圈”,把那些搅动我们不安的陌生人固定在安全的圈外距离,那么表面热闹的朋友圈,是不是在加速整个社会的疏离感和冷漠?

在积极备战“双十二”塞满购物车的日子里,持续发酵的罗一笑事件,或许为我们重新反思新媒体、社交媒体、互联网金融提供了一种可能。富可敌国的马云爸爸、各种套路的互联网金融诈骗、支付鸨的瞬间变身,包裹着金身的互联网怪兽,已经露出了它狰狞莫测、阴晴不定的“真身”,或许,至少泼点冷水,还是必要的。